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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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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析】
61，185人和61，135人，5月5日和17日，大连英博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的两场比赛，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分别创造了中超联赛历史第二和第三上座率纪录。
大连英博对阵上海申花比赛的上座人数。
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很明显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从入场观众人数来看，显然并不存在什么所谓最高开放80%座位的原则，而在具体客队球迷看台设置上，则是位于北看台左手边角旗区最上方的几个看台，客队看台和主队球迷完全连成一片，体育场会安排安保人员维持秩序。新赛季至今，尚没有发生主客队球迷冲突的案例。
以申花最近两次大规模远征为例，上周末和大连英博的比赛，大连方面在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酒店，为申花球迷安排了往返梭鱼湾足球场的接驳公交车，这给申花球迷看球提供了很大便利，这个措施也得到了客队球迷的一致称赞。
中超联赛上座人数排行榜。
除了创纪录的上座率，京沪两地数千名远征球迷某种程度还极大撬动了两地文旅经济，这显然非常契合如今“体育赛事带动经济发展”的思路。
如何拥抱赛事经济需认真研究
中超赛会制期间，大连就一直是联赛的一个赛会制所在地，而在从赛会制转为主客场的过渡阶段，大连也是最早允许球迷入场看球的城市。足球城在对待足球的观念上，的确值得其他一些中超球队所在城市借鉴。
上周末，3000余名申花球迷从上海奔赴大连，好几趟航班出现了绝大多数都是申花球迷的近乎包机现象，为此有的航班机组还特地通过广播的方式给远征球迷送上祝福。部分球迷也遭遇人在囧途的尴尬，部分球迷航班遭遇机械故障取消，有人改签的航班还遇到了备降烟台的小插曲，最终周五早上出发深夜近11点才抵达大连……
远征球迷撬动文旅经济
“当然，不是所有比赛两队球迷之间都会很友好的，那么根据过往的情况，也需要对比赛进行研判，如果可能出现风险，也需要有更多预案，而低风险的比赛，还是可以尽可能放宽限制。”
票房收入的确成为很多俱乐部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高上座率的俱乐部每一个主场比赛门票收入可以接近或达到500万元，一个赛季全部收入可以达到数千万元，再加上当地管理部门的一些补贴和联赛分红，过去几年，就有过中甲和中超少数投入不大的俱乐部能够实现财政平衡甚至略有盈利，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就是球票收入。
大连英博主场和上海申花比赛全景图
公开资料显示，最近两年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赛事经济发展，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体育赛事作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增长点，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中也把促进和扩大体育消费作为重点工作。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算上抢到的主队区域球票，国安远征大连球迷人数超过了2000人，而申花远征军更是突破3000人，“除了去年最后一轮打成都，申花这几年客场远征球迷人数最高差不多就是2000人左右。”
申花球迷带着俱乐部官方发售的登机箱远征大连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体育场办足球比赛，都遵循着最多开放80%座位的原则，以工体为例，实际入场最高人数不超过5.44万人，因此新工体最近几年上座率的纪录，就是本赛季主场6比1战胜山东泰山时的54，309人。
80%座位外的20%座位，行业内统称为安全区域座位，“但其实最多开放80%座位，只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并不是说不能多卖票。”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最终足球比赛售票多少，取决于当地管理部门，“如果地方管理部门希望可以有更多球迷观赛，或者说对于赛事保障有足够的预案，那么完全可以让更多球迷入场观赛。”
上座率几乎达到满座
以中超联赛为例，目前，主场场均上座率超越4万人的球队包括大连英博、北京国安、成都蓉城，而上海申花、山东泰山两家球队上座率接近4万人，保持两万人左右上座率的球队还包括天津津门虎、深圳新鹏城、浙江、云南玉昆、上海海港、青岛海牛等球队。
一位有过相关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于足球赛事背后的经济，也需要用更专业的态度来认真研究，比如具体赛程的确定上，大连英博对阵国安和申花比赛创下上座率纪录，和比赛的时间安排也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两场大连分别对阵国安和申花，上座率分别达到61，185人和61，135人，这已经非常接近6.3万名最高容纳人数了，占比已经超过97%。作为专业足球场，其实梭鱼湾并不是中超所有球场中容量最高的那个。全新改建后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就可以容纳6.8万名观众，那么为何还是梭鱼湾连续创下上座率纪录？
简单估算一下，上海往返大连的机票加上常规的两晚住宿，平均每人的花费就至少在2000元，如果算上吃饭、旅游打卡等其他开销，这个数字还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3000人左右的远征球迷，带动千万元左右级别的消费，是可以预见的。
俱乐部负责客场球迷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起初认为较远的大连客场远征人数应该不会突破2000人，“但实际上周一抢票没几轮就抢光了，后来很多申花球迷不得已去抢了主队区域的票。”
周末在大连市中心的人民路，到处都是身穿蓝色外套的申花球迷，很多申花球迷还特地打卡了一家于汉超爱吃的面店和大连著名传统足球名校东北路小学。市中心几家著名的海鲜烧烤店，晚上排队人群中也都是蓝色身影。比赛日当天上午，申花球迷还特地去了大连英博官方纪念品商店，买了很多盲盒公仔、围巾等纪念品……
而对于比赛双方两地的文旅来说，如何配合俱乐部更好为客队球迷提供看球方便，也是吸引客队球迷更多前来观赛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需要本地管理部门用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足球比赛，不要在入场人数等方面做太多限制。”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同时，两家俱乐部也可以就主客场对等接待球迷数量方面尽可能宽限，为更多客队球迷来看球提供便利条件。”
而上赛季联赛最后一轮，成都方面也对于数千名申花远征球迷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相关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获悉最后一轮会有大批申花球迷到来，蓉城俱乐部第一时间和当地管理部门进行了沟通，制定了多种预案确保比赛顺利进行，其中就包括特地在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个第二现场，统一安排没有买到票的球迷集体观赛。
成都蓉城为远征申花球迷在体育场附近开辟第二现场
对阵国安是五一长假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球迷可以看完比赛直接乘坐飞机返回，而申花比赛是在周六傍晚，上海很多球迷都是选择搭乘第二天晚上回沪的航班，这样白天还能在大连继续游玩。
公开资料显示，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可容纳球迷6.3万名，本赛季第三轮，大连英博首个主场对阵长春亚泰的比赛，就有60，126名球迷入场观看，这个数字当时就已经是2012年10月20日江苏舜天和广州队巅峰对决65，769人上座率后的中超联赛最高纪录。
大连最近两场中超联赛创造上座率纪录，背后还有国安和申花两支俱乐部“远征军”的功劳。按照主客场对等接待的原则，根据体育场实际开放的情况，大连英博俱乐部本赛季可以给客队提供最多2000张球票。
作为职业联赛为数不多走过30年以上的俱乐部，国安和申花聚集了大量习惯和球队一起远征的球迷，这批球迷往往也有很强的消费力。足球和中超联赛，在某种程度上正好承担着相关功能。
“每一轮具体比赛的开球时间，还是参考各个俱乐部意见为主，然后中足联会根据转播需求做统筹安排，那么在确定开球时间上，俱乐部和当地文旅是不是也会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这些都是拥抱赛事经济很重要的环节。”上述专业人士表示。
【球队数据】
17岁的中国新星吕孟洋加盟西甲球队西班牙人，据中国足球小将的核心成员班尼透露，他现在年收入达到200万元人民币！
据董路团队的核心成员班尼透露，吕孟洋现在的年收入200万人民币，超过99%的中国人！虽然他没有明确指出这200万的来源，但肯定不是效力西班牙人的薪水，不可能那么高，月薪只有几百欧元。
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仅3.6万，高收入组（全国前20%）人均可支配收入10.38万。税前年收入200万，在全国确实属于前1%梯队，远超99%普通居民。
吕孟洋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国内市场，包括国内商业代言、IP流量收入、签名球衣出售、董路制作发行的球星卡，等等。
吕孟洋，外号“老二”，是董路的中国足球小将体系培养的青训球员，目前效力西班牙人U19B梯队，首秀就有进球入账，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入选U17国少。
不过，吕孟洋的200万属于阶段性收入，不是稳定固定工资。青少年网红球员的商业周期比较短，不代表未来每年都能拿到200万。一旦热度下降，收入会快速缩水。所以他想要保持现状甚至获得更高收入，还是需要在西班牙的赛场上闯出一片天！
【历史交锋】
心源性猝死成为热议话题，在世界足坛历史上，这类事件的发生并不鲜见，回顾起来，在一次次意外与悲痛后，是反思与措施机制的进步升级。
2016年3月，在泰国低级别联赛的一场热身赛中，一个名叫帕特里克-埃肯的23岁喀麦隆球员在比赛无对抗状态下倒地，抢救无效去世，他是维维安-福的外甥，死因是心脏衰竭。时隔13年，悲剧以相同方式降临在同一个家族中，令人尤为悲痛。埃肯的母亲表示，在弟弟福去世后，她曾让孩子们进行过心脏检查，但当时并未发现问题……
2014年11月12日，大连超越俱乐部的梯队训练中，17岁的王仁龙倒地昏厥，送医急救无效离世，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20秒后，丹麦队医飞奔抵达查看；
2018年，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及赛事医疗保障标准》明确规定，赛场配备AED等必要急救设备，是俱乐部获得联赛准入资格的必要条件。
37秒后，携带紧急设备的医务人员冲进场地；
不过，即使体检与急救制度升级，一些意外情况依然无法避免，命运的捉弄来得猝不及防。
如今，在中国的运动赛场，AED除颤等急救设备以及人员、知识的配备与普及，相比当年有了很大进步。除了职业联赛外，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联赛、业余联赛，都会配置AED等设备，以应对突发情况。
球员的心源性猝死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和埃里克森的幸运相比，早年球员的医疗保障没那么健全。让全世界真正开始关注足坛心源性猝死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的悲剧。
在中国足坛的历史上，心源性猝死事件亦屡有发生。
该规定强制要求：所有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的赛场，必须配备可以立即取用的AED设备，并安排有专业资质的医疗急救团队在场，救护车随时待命，这一规定从2019赛季起得到全面执行，并真的有救命之功。
2021年欧洲杯上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的“起死回生”，是广为人知的励志故事，一整套专业响应机制，最终救回了他的命。
赛后，普埃尔塔在返回更衣室后，心脏病再次发作，送医抢救三天后去世，死因为“心律失常性右心室心肌病”。
2007年，22岁西班牙后卫普埃尔塔在比赛中一度昏厥，经队医治疗后恢复意识，被搀扶下场。经过场边检查后，令人震惊与懊悔的一幕发生了，普埃尔塔觉得自己已经无恙，坚持要求重返场地，踢完了剩余的比赛，还做出了一次门线救险。
笔者及同事参加过北京市网络媒体足球赛（俗称网络杯），由网信办、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市足协承办。每个比赛日，现场都会配备AED、救护车以及医疗团队，这为参赛者的运动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
在当年联合会杯四强战喀麦隆对哥伦比亚的比赛中，28岁的福在无对抗状态下突然两眼翻白倒地，队医和急救人员紧急入场，发现他已经失去意识，呼吸心跳骤停，虽然经过持续45分钟的心肺复苏，后又送往医疗中心继续抢救，但福还是因心脏骤停去世。
可以说，埃里克森倒在这样一座球场内，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这里有学过急救知识的队友、裁判，因为这里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队医，因为这里有齐全程度不比救护车差的急救设备，有一整套快速反应机制。
福的离世，令国际足联、欧足联等机构开始强制普及心脏健康筛查制度，并推动职业赛场配备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开展系统性急救培训。
根据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管理要求，这类大型群众体育比赛现场，必须配备AED，且确保放置在3分钟内可以取用的范围内，医疗团队标配至少1名执业医师或急救医生，同时有救护车待命。另外，参赛人员要签署风险告知书，同时集体购买运动保险。
职业足球这样一整套急救体系，是在经历了一次次惨痛案例，经过无数人的反思与努力后，才逐渐健全起来的。
自埃里克森倒地丧失意识开始：
52秒后，AED设备抵达；
5秒后，主裁判泰勒识别出危险，立即吹停比赛，召唤队医；
在当年的条件下，发生心源性猝死，抢救回来的几率是很小的，而近年来随着医疗条件进步与相关保障制度的跟进，抢救成功率有了提升。
“坚持比赛”，成为付出生命的惨痛教训，自此整个足球界达成共识：任何在场上非碰撞引起的突发性昏厥，都必须被视为最高级别的医疗警报，球员必须被立即、强制性地换下，并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可以说，阿圭罗的选择虽然艰难，但却是明智的，在已出现症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下，职业足球的极端生理负荷，就像在一个不稳定的心脏电路上不断“加压”，极易引发灾难性后果，继续比赛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
96秒后，开始除颤操作和心肺复苏……
可以说，如今的办赛理念，从当年的“保障赛事”，已逐渐进阶到“保障参赛者生命健康”这一层面，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
尸检报告显示，福死于“肥厚性心肌疾病”，这是一种遗传性心脏病，患者的心肌异常增厚，在剧烈运动时，增厚的心肌可能导致心腔血流梗阻，并引发致命的室颤，发病前可能毫无征兆，常规体检也难以发现。
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是21世纪最著名的足坛猝死事件之一，也直接改变了现代足球对球员心脏健康的认知和保障体系升级。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职业球员是身体素质优良、心肺功能发达的典范，很难想象他们会因为心脏问题猝死，但事实上，一些隐藏的心脏疾病，反而可能被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比赛所诱发。
2000年10月21日，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U21），青岛颐中二队的希望之星、18岁的曹春鹏在无对抗状态突然倒地昏厥，抢救无效去世，经查死因为“心肌梗塞”。
2021年10月在巴塞罗那与阿拉维斯的西甲联赛中，阿圭罗在场上感觉心脏不适，呼吸困难，他主动要求下场，随后入院进行检查，被查出患有“心室性心律失常”。在两个月的治疗与观察后，出于谨慎起见，阿圭罗在12月含泪宣布退役。
另一起与福事件一样震惊世界的猝死案例，发生在西班牙，而且过程更让人扼腕。
与普埃尔塔悲剧形成反差的另一案例，是阿根廷球星阿圭罗的主动退役。
可以说，福的悲剧，是一个将“运动员心源性猝死”这一医学问题，以最残酷的方式推到全球公众视线前的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是足球史上的一道伤疤，更是一个转折点，直接促使全球体育界建立起更科学的心脏筛查制度和更完善的赛场急救体系。
设想一下，假如埃里克森像大多普通人那样，倒在了急救资源缺少的家里、健身房或者街头，后果恐怕将是不乐观的。
（李普利）
【球员介绍】
对于奥利塞的红牌，其实判罚本身没有什么争议，但是担任评球嘉宾的德国前国脚克拉默也表示了对于法国人的理解。克拉默谈到了奥利塞的情绪失控，正是维京队长特里皮奇想要看到的，“我们作为职业球员当然不应该这么做（像奥利塞那样），但就是瞬间情绪发生变化，大家都是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克拉默承认，换成自己是奥利塞，或许也会有这样的举动，因为队长让自己心烦，“当球从他手里出去那一刻，他也知道不应该那么做。”孔帕尼赛后也表示，红牌过于愚蠢，他也告诉奥利塞，对方这时候要更狡猾。
特里皮奇曾经在菲尔特踢过两个半赛季，2016年3月底他在纽伦堡一家夜店遇到别人斗殴，为了躲避冲突爬上沙发避让，结果一张桌子撞到沙发导致他失去平衡，从三四米高的平台坠落，导致严重的头部和脊柱受伤，提前结束了那个赛季，警方报告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斗殴。2025年在挪威联赛结束后，特里皮奇拒绝和罗森博格队员佩雷拉握手，双方发生冲突，特里皮奇抓住佩雷拉的脖子，双方多人卷入冲突。
【比赛分析】
61，185人和61，135人，5月5日和17日，大连英博主场对阵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的两场比赛，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分别创造了中超联赛历史第二和第三上座率纪录。
大连英博对阵上海申花比赛的上座人数。
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很明显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从入场观众人数来看，显然并不存在什么所谓最高开放80%座位的原则，而在具体客队球迷看台设置上，则是位于北看台左手边角旗区最上方的几个看台，客队看台和主队球迷完全连成一片，体育场会安排安保人员维持秩序。新赛季至今，尚没有发生主客队球迷冲突的案例。
以申花最近两次大规模远征为例，上周末和大连英博的比赛，大连方面在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酒店，为申花球迷安排了往返梭鱼湾足球场的接驳公交车，这给申花球迷看球提供了很大便利，这个措施也得到了客队球迷的一致称赞。
中超联赛上座人数排行榜。
除了创纪录的上座率，京沪两地数千名远征球迷某种程度还极大撬动了两地文旅经济，这显然非常契合如今“体育赛事带动经济发展”的思路。
如何拥抱赛事经济需认真研究
中超赛会制期间，大连就一直是联赛的一个赛会制所在地，而在从赛会制转为主客场的过渡阶段，大连也是最早允许球迷入场看球的城市。足球城在对待足球的观念上，的确值得其他一些中超球队所在城市借鉴。
上周末，3000余名申花球迷从上海奔赴大连，好几趟航班出现了绝大多数都是申花球迷的近乎包机现象，为此有的航班机组还特地通过广播的方式给远征球迷送上祝福。部分球迷也遭遇人在囧途的尴尬，部分球迷航班遭遇机械故障取消，有人改签的航班还遇到了备降烟台的小插曲，最终周五早上出发深夜近11点才抵达大连……
远征球迷撬动文旅经济
“当然，不是所有比赛两队球迷之间都会很友好的，那么根据过往的情况，也需要对比赛进行研判，如果可能出现风险，也需要有更多预案，而低风险的比赛，还是可以尽可能放宽限制。”
票房收入的确成为很多俱乐部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高上座率的俱乐部每一个主场比赛门票收入可以接近或达到500万元，一个赛季全部收入可以达到数千万元，再加上当地管理部门的一些补贴和联赛分红，过去几年，就有过中甲和中超少数投入不大的俱乐部能够实现财政平衡甚至略有盈利，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就是球票收入。
大连英博主场和上海申花比赛全景图
公开资料显示，最近两年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赛事经济发展，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体育赛事作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增长点，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中也把促进和扩大体育消费作为重点工作。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算上抢到的主队区域球票，国安远征大连球迷人数超过了2000人，而申花远征军更是突破3000人，“除了去年最后一轮打成都，申花这几年客场远征球迷人数最高差不多就是2000人左右。”
申花球迷带着俱乐部官方发售的登机箱远征大连
据澎湃新闻记者了解，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体育场办足球比赛，都遵循着最多开放80%座位的原则，以工体为例，实际入场最高人数不超过5.44万人，因此新工体最近几年上座率的纪录，就是本赛季主场6比1战胜山东泰山时的54，309人。
80%座位外的20%座位，行业内统称为安全区域座位，“但其实最多开放80%座位，只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并不是说不能多卖票。”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最终足球比赛售票多少，取决于当地管理部门，“如果地方管理部门希望可以有更多球迷观赛，或者说对于赛事保障有足够的预案，那么完全可以让更多球迷入场观赛。”
上座率几乎达到满座
以中超联赛为例，目前，主场场均上座率超越4万人的球队包括大连英博、北京国安、成都蓉城，而上海申花、山东泰山两家球队上座率接近4万人，保持两万人左右上座率的球队还包括天津津门虎、深圳新鹏城、浙江、云南玉昆、上海海港、青岛海牛等球队。
一位有过相关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于足球赛事背后的经济，也需要用更专业的态度来认真研究，比如具体赛程的确定上，大连英博对阵国安和申花比赛创下上座率纪录，和比赛的时间安排也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两场大连分别对阵国安和申花，上座率分别达到61，185人和61，135人，这已经非常接近6.3万名最高容纳人数了，占比已经超过97%。作为专业足球场，其实梭鱼湾并不是中超所有球场中容量最高的那个。全新改建后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就可以容纳6.8万名观众，那么为何还是梭鱼湾连续创下上座率纪录？
简单估算一下，上海往返大连的机票加上常规的两晚住宿，平均每人的花费就至少在2000元，如果算上吃饭、旅游打卡等其他开销，这个数字还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3000人左右的远征球迷，带动千万元左右级别的消费，是可以预见的。
俱乐部负责客场球迷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起初认为较远的大连客场远征人数应该不会突破2000人，“但实际上周一抢票没几轮就抢光了，后来很多申花球迷不得已去抢了主队区域的票。”
周末在大连市中心的人民路，到处都是身穿蓝色外套的申花球迷，很多申花球迷还特地打卡了一家于汉超爱吃的面店和大连著名传统足球名校东北路小学。市中心几家著名的海鲜烧烤店，晚上排队人群中也都是蓝色身影。比赛日当天上午，申花球迷还特地去了大连英博官方纪念品商店，买了很多盲盒公仔、围巾等纪念品……
而对于比赛双方两地的文旅来说，如何配合俱乐部更好为客队球迷提供看球方便，也是吸引客队球迷更多前来观赛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需要本地管理部门用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足球比赛，不要在入场人数等方面做太多限制。”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同时，两家俱乐部也可以就主客场对等接待球迷数量方面尽可能宽限，为更多客队球迷来看球提供便利条件。”
而上赛季联赛最后一轮，成都方面也对于数千名申花远征球迷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相关人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获悉最后一轮会有大批申花球迷到来，蓉城俱乐部第一时间和当地管理部门进行了沟通，制定了多种预案确保比赛顺利进行，其中就包括特地在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个第二现场，统一安排没有买到票的球迷集体观赛。
成都蓉城为远征申花球迷在体育场附近开辟第二现场
对阵国安是五一长假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球迷可以看完比赛直接乘坐飞机返回，而申花比赛是在周六傍晚，上海很多球迷都是选择搭乘第二天晚上回沪的航班，这样白天还能在大连继续游玩。
公开资料显示，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可容纳球迷6.3万名，本赛季第三轮，大连英博首个主场对阵长春亚泰的比赛，就有60，126名球迷入场观看，这个数字当时就已经是2012年10月20日江苏舜天和广州队巅峰对决65，769人上座率后的中超联赛最高纪录。
大连最近两场中超联赛创造上座率纪录，背后还有国安和申花两支俱乐部“远征军”的功劳。按照主客场对等接待的原则，根据体育场实际开放的情况，大连英博俱乐部本赛季可以给客队提供最多2000张球票。
作为职业联赛为数不多走过30年以上的俱乐部，国安和申花聚集了大量习惯和球队一起远征的球迷，这批球迷往往也有很强的消费力。足球和中超联赛，在某种程度上正好承担着相关功能。
“每一轮具体比赛的开球时间，还是参考各个俱乐部意见为主，然后中足联会根据转播需求做统筹安排，那么在确定开球时间上，俱乐部和当地文旅是不是也会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这些都是拥抱赛事经济很重要的环节。”上述专业人士表示。
【球队数据】
17岁的中国新星吕孟洋加盟西甲球队西班牙人，据中国足球小将的核心成员班尼透露，他现在年收入达到200万元人民币！
据董路团队的核心成员班尼透露，吕孟洋现在的年收入200万人民币，超过99%的中国人！虽然他没有明确指出这200万的来源，但肯定不是效力西班牙人的薪水，不可能那么高，月薪只有几百欧元。
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仅3.6万，高收入组（全国前20%）人均可支配收入10.38万。税前年收入200万，在全国确实属于前1%梯队，远超99%普通居民。
吕孟洋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国内市场，包括国内商业代言、IP流量收入、签名球衣出售、董路制作发行的球星卡，等等。
吕孟洋，外号“老二”，是董路的中国足球小将体系培养的青训球员，目前效力西班牙人U19B梯队，首秀就有进球入账，但是一直没有能够入选U17国少。
不过，吕孟洋的200万属于阶段性收入，不是稳定固定工资。青少年网红球员的商业周期比较短，不代表未来每年都能拿到200万。一旦热度下降，收入会快速缩水。所以他想要保持现状甚至获得更高收入，还是需要在西班牙的赛场上闯出一片天！
【历史交锋】
心源性猝死成为热议话题，在世界足坛历史上，这类事件的发生并不鲜见，回顾起来，在一次次意外与悲痛后，是反思与措施机制的进步升级。
2016年3月，在泰国低级别联赛的一场热身赛中，一个名叫帕特里克-埃肯的23岁喀麦隆球员在比赛无对抗状态下倒地，抢救无效去世，他是维维安-福的外甥，死因是心脏衰竭。时隔13年，悲剧以相同方式降临在同一个家族中，令人尤为悲痛。埃肯的母亲表示，在弟弟福去世后，她曾让孩子们进行过心脏检查，但当时并未发现问题……
2014年11月12日，大连超越俱乐部的梯队训练中，17岁的王仁龙倒地昏厥，送医急救无效离世，死因为“心源性猝死”。
20秒后，丹麦队医飞奔抵达查看；
2018年，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及赛事医疗保障标准》明确规定，赛场配备AED等必要急救设备，是俱乐部获得联赛准入资格的必要条件。
37秒后，携带紧急设备的医务人员冲进场地；
不过，即使体检与急救制度升级，一些意外情况依然无法避免，命运的捉弄来得猝不及防。
如今，在中国的运动赛场，AED除颤等急救设备以及人员、知识的配备与普及，相比当年有了很大进步。除了职业联赛外，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联赛、业余联赛，都会配置AED等设备，以应对突发情况。
球员的心源性猝死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和埃里克森的幸运相比，早年球员的医疗保障没那么健全。让全世界真正开始关注足坛心源性猝死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的悲剧。
在中国足坛的历史上，心源性猝死事件亦屡有发生。
该规定强制要求：所有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的赛场，必须配备可以立即取用的AED设备，并安排有专业资质的医疗急救团队在场，救护车随时待命，这一规定从2019赛季起得到全面执行，并真的有救命之功。
2021年欧洲杯上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的“起死回生”，是广为人知的励志故事，一整套专业响应机制，最终救回了他的命。
赛后，普埃尔塔在返回更衣室后，心脏病再次发作，送医抢救三天后去世，死因为“心律失常性右心室心肌病”。
2007年，22岁西班牙后卫普埃尔塔在比赛中一度昏厥，经队医治疗后恢复意识，被搀扶下场。经过场边检查后，令人震惊与懊悔的一幕发生了，普埃尔塔觉得自己已经无恙，坚持要求重返场地，踢完了剩余的比赛，还做出了一次门线救险。
笔者及同事参加过北京市网络媒体足球赛（俗称网络杯），由网信办、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市足协承办。每个比赛日，现场都会配备AED、救护车以及医疗团队，这为参赛者的运动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
在当年联合会杯四强战喀麦隆对哥伦比亚的比赛中，28岁的福在无对抗状态下突然两眼翻白倒地，队医和急救人员紧急入场，发现他已经失去意识，呼吸心跳骤停，虽然经过持续45分钟的心肺复苏，后又送往医疗中心继续抢救，但福还是因心脏骤停去世。
可以说，埃里克森倒在这样一座球场内，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这里有学过急救知识的队友、裁判，因为这里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队医，因为这里有齐全程度不比救护车差的急救设备，有一整套快速反应机制。
福的离世，令国际足联、欧足联等机构开始强制普及心脏健康筛查制度，并推动职业赛场配备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开展系统性急救培训。
根据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管理要求，这类大型群众体育比赛现场，必须配备AED，且确保放置在3分钟内可以取用的范围内，医疗团队标配至少1名执业医师或急救医生，同时有救护车待命。另外，参赛人员要签署风险告知书，同时集体购买运动保险。
职业足球这样一整套急救体系，是在经历了一次次惨痛案例，经过无数人的反思与努力后，才逐渐健全起来的。
自埃里克森倒地丧失意识开始：
52秒后，AED设备抵达；
5秒后，主裁判泰勒识别出危险，立即吹停比赛，召唤队医；
在当年的条件下，发生心源性猝死，抢救回来的几率是很小的，而近年来随着医疗条件进步与相关保障制度的跟进，抢救成功率有了提升。
“坚持比赛”，成为付出生命的惨痛教训，自此整个足球界达成共识：任何在场上非碰撞引起的突发性昏厥，都必须被视为最高级别的医疗警报，球员必须被立即、强制性地换下，并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可以说，阿圭罗的选择虽然艰难，但却是明智的，在已出现症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下，职业足球的极端生理负荷，就像在一个不稳定的心脏电路上不断“加压”，极易引发灾难性后果，继续比赛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
96秒后，开始除颤操作和心肺复苏……
可以说，如今的办赛理念，从当年的“保障赛事”，已逐渐进阶到“保障参赛者生命健康”这一层面，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
尸检报告显示，福死于“肥厚性心肌疾病”，这是一种遗传性心脏病，患者的心肌异常增厚，在剧烈运动时，增厚的心肌可能导致心腔血流梗阻，并引发致命的室颤，发病前可能毫无征兆，常规体检也难以发现。
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是21世纪最著名的足坛猝死事件之一，也直接改变了现代足球对球员心脏健康的认知和保障体系升级。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职业球员是身体素质优良、心肺功能发达的典范，很难想象他们会因为心脏问题猝死，但事实上，一些隐藏的心脏疾病，反而可能被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比赛所诱发。
2000年10月21日，全国青年足球锦标赛（U21），青岛颐中二队的希望之星、18岁的曹春鹏在无对抗状态突然倒地昏厥，抢救无效去世，经查死因为“心肌梗塞”。
2021年10月在巴塞罗那与阿拉维斯的西甲联赛中，阿圭罗在场上感觉心脏不适，呼吸困难，他主动要求下场，随后入院进行检查，被查出患有“心室性心律失常”。在两个月的治疗与观察后，出于谨慎起见，阿圭罗在12月含泪宣布退役。
另一起与福事件一样震惊世界的猝死案例，发生在西班牙，而且过程更让人扼腕。
与普埃尔塔悲剧形成反差的另一案例，是阿根廷球星阿圭罗的主动退役。
可以说，福的悲剧，是一个将“运动员心源性猝死”这一医学问题，以最残酷的方式推到全球公众视线前的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是足球史上的一道伤疤，更是一个转折点，直接促使全球体育界建立起更科学的心脏筛查制度和更完善的赛场急救体系。
设想一下，假如埃里克森像大多普通人那样，倒在了急救资源缺少的家里、健身房或者街头，后果恐怕将是不乐观的。
（李普利）
【球员介绍】
对于奥利塞的红牌，其实判罚本身没有什么争议，但是担任评球嘉宾的德国前国脚克拉默也表示了对于法国人的理解。克拉默谈到了奥利塞的情绪失控，正是维京队长特里皮奇想要看到的，“我们作为职业球员当然不应该这么做（像奥利塞那样），但就是瞬间情绪发生变化，大家都是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克拉默承认，换成自己是奥利塞，或许也会有这样的举动，因为队长让自己心烦，“当球从他手里出去那一刻，他也知道不应该那么做。”孔帕尼赛后也表示，红牌过于愚蠢，他也告诉奥利塞，对方这时候要更狡猾。
特里皮奇曾经在菲尔特踢过两个半赛季，2016年3月底他在纽伦堡一家夜店遇到别人斗殴，为了躲避冲突爬上沙发避让，结果一张桌子撞到沙发导致他失去平衡，从三四米高的平台坠落，导致严重的头部和脊柱受伤，提前结束了那个赛季，警方报告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斗殴。2025年在挪威联赛结束后，特里皮奇拒绝和罗森博格队员佩雷拉握手，双方发生冲突，特里皮奇抓住佩雷拉的脖子，双方多人卷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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